尊重经验,传承经典,迎接经方的春天
——就中医教育教学改革与经方人才培养采访黄煌教授
作者: 张薛光 发布时间: 2020-02-28 浏览次数: 364

问:2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同时我们也看到,由国家中医队全程接管的湖北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次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中医队伍全都来自临床一线。中医高校是中医学术研究的高地,也是成果转化的孵化器,您认为中医高校的学者可以为疫情的防控做些什么?

答:严格的说,中医高校的教授,特别是从事中医课程教学的老师都应该有资格有能力到临床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和救治。因为,中医是不分基础课临床课的,凡是能教课的老师必须是能看病的医生。你说《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你说不会用麻黄汤桂枝汤的老师怎么去讲《伤寒论》的太阳病篇?

虽然没有去一线,但在后方的中医学者还是可以为疫情防控做些工作的。

第一,提供临床治疗思路。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到底是什么病?中医如何看待?如何选方用药?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写论文,可以出席网上讨论会。

第二,提供决策参考。新冠肺炎虽然是新发传染性疾病,但是这种类似的具有季节性传染性的发热性疾病,古已有之。古代的医家有丰富的治疗经验,历史上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处置经验,中医学者可以提供历史资料,供决策者参考。

第三,科普。面对网络上无数的传言,一般群众真假难辨,需要学者予以解答,有助于缓解社会焦虑恐慌情绪。

第四,通过网络为居家隔离的患者提供远程咨询。特别是中医的开方,以望闻问切为基本手段,利用相关诊疗平台进行网络诊疗是完全可行的。

 

问:历史上,每逢大疫之后,常常有医家总结出新的学说和治疗经验,以及重要著作问世,如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明末的吴有性《温疫论》,清代乾隆年间的余霖《疫疹一得》,等等。您认为,这些既往的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是否足以指导像SARSH1N1H7N9、新冠肺炎等病毒性传染性疾病等疫情的防治?

答:是的,古代的大疫很多。每次大疫过后,就会出现不少名医。可以说,一部中医史,其实就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前人的好方,后人不要轻视。

首先,前面提及的《伤寒论》,虽然是张仲景所撰,但这部著作蕴含了数千年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我国原创的医学思维模板,是中医临床的指导原则,必须遵循。里面记载的百余首经方,必须熟悉。

其次,后世许多医家的学说和经验,可以参考,不能简单地模仿或全盘照搬。可能是由于处置不同的疫情,前人采用的方药也不同,学说也不一样。例如明代末年的苏州名医吴有性治疗的是湿热疫,病人多昏迷、舌苔厚腻,他采用了芳香化湿药物以及黄芩、大黄为主的方药,创制了验方达原饮,学说上强调“导邪外出,邪尽方愈”。清代京师名医余师愚是治疗火热疫,病人头痛昏迷出血,他采用了以白虎汤、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为主的方药,重用生石膏,方如清瘟败毒散。学说上强调“毒火一团”。还有,金元时代河北名医刘河间治疗的也是火热疫,采用发表攻里清热的方案,创造了集麻黄、大黄、石膏以及大量清热散风药为一体的双解散、防风通圣散,清热则擅用黄连解毒汤,学说上强调“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清代溧水名医杨栗山治疗的是火毒疫,擅用黄连解毒汤,并创验方如升降散等十五方,学说上强调温疫“从无阴证,皆毒火也”。清代常熟名医陈耕道擅治疫痧,治疗上除用透表清火外,用犀角、羚羊角等解毒,玄参、桔梗等利咽,用鲜生地、鲜沙参、鲜芦根等养阴生津也是特色,学说上强调“疫火”。面对众多的各家学说和经验,应该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临床背景,明确其经验方药的方证,再与目前临床疾病相对照,相合则用之,不合则或改之,或弃之。也就是说,需要研究,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

 

问:这一次新冠病肺炎疫情的爆发,人们再一次把视线转向了中医。尤其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全国各地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中使用的“清肺排毒汤”,该方是由《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射干麻黄汤、橘枳姜汤等经方组合而成。2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指出,清肺排毒汤效果已在10个省临床救治观察进一步证实。对有详细病例信息的351例病例分析统计,112例体温超过37.3℃的患者服用清肺排毒汤1天后,有51.8%的患者体温恢复正常,3天(一疗程)后68.8%的患者恢复正常。6天(两个疗程)94.6%的患者恢复正常。有214例患者伴有咳嗽症状,服药1天以后,46.7%的患者咳嗽症状消失,服药6天后,80.4%的患者咳嗽症状消失。同时,清肺排毒汤对乏力、纳差、咽痛等症状也有明显的疗效。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寒温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等大讨论,在急性热病的治疗上伤寒经方是始终不被提倡和推荐的。这些年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病毒性传染性疾病如SARSH1N1H7N9等的流行,各地卫生主管部门推荐的中医防治方案大多都采用温病方,科研人员也都把目光聚焦在中药方是否具有抗病毒作用上,板蓝根、金银花、连翘、贯众等等中药常常是科研、临床的座上宾。而“清肺排毒汤”是由多首经方组合而成,且并无上述清热解毒药物,您认为这次国家层面推荐使用经方意味着什么?在今后的病毒性传染病防治中如何进一步发挥经方的临床价值,您有何考虑?

答:很长时间来,许多中医在防治传染病的时候,眼球是对着所谓的抗病毒药的,这种思路是受西医的影响,我们对此常常扼腕叹息。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去探望江苏省名中医夏奕钧先生时,他就说,现在的中医只知道用板蓝根,不知道用桂枝!这种将中药当西药用的思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上了教科书,由于一些学者的提倡,似乎成了常规,但是,到底这些药物在临床上如何用?体外实验结果和内服结果是否一样?动物用与人体用是否一致?对什么病毒感染敏感?什么病的什么阶段可以用?什么样的人群可以用?其药物的品种、剂量、剂型、服法如何?其疗效如何?其副反应如何?其配伍组方的宜忌如何?说实话,很多都不很清楚。这些草药不是经方,没有经过长期的严格的临床检验,用起来真的不能太随意,更不能轻易作为方案推广给大众!

这次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的“清肺排毒汤”是一套经方组合拳,里面没有那些所谓的抗病毒药物,而是几首流传数千年的老方子,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一股从高层吹来的清风!这意味着经方的作用被认可了,经方重新回到抗疫的第一线了!其实,从一线传来的消息,许多新冠肺炎有效的病例大多是用经方的,如小柴胡汤及其类方、麻黄附子细辛汤、麻杏石甘汤、麻黄加术汤等退热起效快,副作用小,能够控制病情发展。

病毒、细菌等是西医的概念,中医从无如此认识疾病。中医处理流感、麻疹、非典、新冠肺炎等这些病毒性传染病自有东方的智慧,其思路独特,方法众多。清代医家钱潢说过一句话:“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古代医家是无法了解各种疫病的病原体的,但是他们却知道如何治疗,即根据在疾病中机体发生的反应,利用方证对应的原理,从人类长期亲口尝试天然药物的经验中,选取对证的方药进行干预。整体调控,调和阴阳,让疾病自愈。经方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催生的干预疾病的药物模式。这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思维和方法,应该好好研究并发扬广大。

这些年来,各种传染病又让人们绷紧了神经。2003年的非典记忆犹新,还有大大小小的流感、禽流感、登革热、中东肺炎,甚至埃博拉,那以后还会出现什么幺蛾子呢?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世界,我国疫情依然严峻。我们希望病毒疫苗的出现,但是,研制需要时间,而且病毒还有可能不断变异。病人在要死要活之际,总要救治吧!还是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在224日召开的发布会上说得在理:中国的方法是目前唯一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没有任何疫苗,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既然没有药,没有疫苗,那么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既然谈到了药物和治疗,那在新冠肺炎治疗方法上中国的什么药物别国没有?答案是中医药。

中医治疗发热性疾病的好方,大多在经方中。后世温病方,也大多是经方的演变与合方,也就是说,经方是中医的规范和基础。在今后的病毒性传染病防治中如何进一步发挥经方的临床价值,经方必须大力提倡!

这些天,我在思考如何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一些建议,比如国家教育学位机构应该增设经方医学专业;经方内容要进入中医师资格考试;经方培训应该纳入中医继续教育体系;各级公立的中医医疗机构应该开设经方惠民门诊,鼓励社会开设经方慈善医院;国家还应组织专家,利用大数据研究,尽快制定我国主导、其他国家响应的经方临床应用国际标准;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要放宽对经方制剂开发的限制,参照国外成熟经验,鼓励扶持中国制造的经方颗粒剂的生产销售以及出口,树立我国经方原创国和经方制剂大国的地位。以上建议还不成熟,还在思考。

 

问:伤寒学、温病学一直是指导中医临床防治发热性疾病、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重要理论和实践经验,也是当今高等中医院校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当前的疫情之下,如何看待温病学?

答:温病学,作为一个学科提出来是现代高等中医教育起步以后的事情,但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温病流派。细分之,大约有三个学术群体。

一是以温疫为研究对象,肇始于金元,昌盛与明清,代表人物较多,著名的有金代的刘完素、明代的吴又可,清代的余霖、杨栗山、陈耕道等,他们大多强调温疫有特殊的致病因素,有相对稳定的基本病机,治疗以祛邪为第一要义,我称之为“温疫派”。

二是由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组成的“温热派”,他们擅长治疗新感温热病,主张温病与伤寒分论,多用卫气营血与三焦论温病,临床擅长养阴开窍化湿等法。目前我国高等中医院校的《温病学》课程,基本上参照了该流派的学术体系。

三是以晚清柳宝诒为代表的“伏气温热派”。清代后期,以叶天士《温热论》为代表的温病学说已经得到普及,同时,也在实践中暴露出存在的不足。针对《温热论》详于新感而略于伏气的问题,柳宝诒强调了伏气致温,尊六经辨证,创助阴托邪法,从而自称一派。

我在《中医临床传统流派》一书中,曾专门介绍了这些温病流派。这些流派的形成,是与当时流行的疾病密切相关的,当然也与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不可分离。在当前的形势下,温病学并没有失去其应用价值,仍有研究推广的必要。我国高等中医院校应该仍然重视温病学科建设。

这次武汉地区的新冠肺炎,就其极强的传染性来说,属于温疫的范畴。所以,吴有性《温疫论》里的达原饮被一些专家所推荐。另外,患者舌苔厚腻、食欲不振、腹泻等临床特征提示本病有“湿阻”的特征,许多临床医生都提到可用三仁汤、甘露消毒丹等温病方治疗。在预防方的选择上,宋代用于温疫防治的人参败毒散也被提及并在临床应用。这都说明,后世治疗温病的许多经验仍有应用的价值。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学术无疆界,治病在疗效,《伤寒论》要读,温病各家的书也要读。只不过,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发挥。

《伤寒论》与温病学之间是递进关系,是交错关系。许多温病学家都是研究《伤寒论》的高手,比如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活用经方的医案非常多,他用桂枝汤、栀子豉汤、半夏泻心汤、黄连阿胶汤、炙甘草汤等都是出神入化。吴鞠通医案、王孟英医案也是如此。人为将伤寒与温病对立是没有必要的。

 

问:但随着抗生素的广泛运用,随着新型高效的抗病毒药的成功研制,许许多多传染性感染性疾病被逐渐控制。中医学者们和临床医生也纷纷将伤寒学、温病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慢性病和各科杂病的防治中。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张文选教授撰写的《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便是如此。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您提到的张文选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他是我校首批温病学博士生,是孟澍江先生的高足。他的研究,吸取了经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方证相应的角度归纳总结温病方药在慢性病上应用的规律,这是一个开拓性的工作。

从温病的许多方看,其中都是经方的底子,如三仁汤可以看作是半夏厚朴汤、麻杏苡甘汤等的类方,大定风珠、三甲复脉汤可以看作是炙甘草汤的类方;清瘟败毒散可以看作是白虎汤、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的合方。所以,以经方为基础,结合药证,是完全可以完善温病名方的方证,并将用于慢性疾病的。张文选先生《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一书中类似的案例非常多,值得一读。

 

问:有研究者认为,中医药发展之所以滞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理论创新。但民间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当前的中医存在盲目创新、漠视继承,违背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说现在的中医很多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看似矛盾的说法,至少说明,中医的理论研究、临床疗效以及中医教育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这些年来,关于中医药服务领域缩小、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药人才短缺等问题的报道也不绝于耳。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中医教育,作为一名从事中医教育工作近40年的老师,又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方学者,您在经方的教学上有哪些成熟的经验,可用于应对上述挑战?您认为当前高校的中医教学,尤其是经典教学上有哪些需要改革,使之更贴近现代临床需要?

答:经方历来是中医学术的主流,是中医临床的规范,历史上擅用经方的名医非常多,近代中国还出现过经方研究的热潮。但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方开始陷落,特别是随着中医高校教育的所谓学科分化,经典教育迅速萎缩,世纪之交,随着一批经方大家年高谢世,经方在高校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些年,虽然中医经典的重要性开始被人重视,学习经方的人增多,但作为培养中医人才主阵地的高等中医院校依然显得十分冷漠。其原因非常复杂,这里不展开讨论。

经方的发展关键在人才,现代经方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我认为现在国内高等中医院校应该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是观念问题。

1、中医高校要把培养中医人才放在第一位。《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发展我国传统医药离不开大量的中医人才,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重要基地的各中医药大学,应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

2、培养中医人才必须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对于经方医学人才来说,《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必读的,《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文献学》等相关中医课程是必须开设的。如果中医高校不开或少开这些课程,那必将导致中医毕业生的临床能力下降,这样的办学模式打差评是必须的。

3、中医高校必须尊重中医的学术生态。和现代科学不同,中医的历史从《黄帝内经》算起有两千多年,《伤寒论》成书到现在有1800多年。要办这样的高校,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经方与医经是两大流派,允许各自独立发展。目前,以脏腑辨证为代表的医经派占据了话语权,这不利于中医学术的传承,不要用医经的理论去指导经方的临床。经方不讲脏腑经络,并不意味着没有理论,六经方证就是其理论核心。经方也不简单,方证相应也不是对症状用药那么机械,经方看似简单,实则深沉。

4、尊重经验,严谨传承是中医高校基本的办学态度。很多好方,都是前人长期实践才总结出来的,苦思冥想也是无法开出好方来的。要告诉年轻的学子,前人的经验要尊重,自己组方要谨慎。不提倡初学者在“辨证论治“的幌子下根据所谓‘理法’随意处方,更不要在年轻的中医人中大谈创新,中医学是严谨的,中医高校的学生首先是传承,就开方人来说,首先掌握经方,这是前提。

5、重视临床技术的培训和实践。中医不仅仅是文化,虽然有哲学,有艺术,但中医首先是一门治病救人的科学技术。经方重在应用,经方教学是教中医如何开方,如何开出有效的方。高等中医院校要抛弃重理论、轻临床的做法,尊重中医人才培养规律,重视经方的应用教学,重视临床能力训练。

第二是师资问题。经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既要会看病,又要会讲课。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必须严格挑选经方教师。

1、对中医教师资格重新审定。教《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等课程的教师应该有医师资格,并有五年以上临床经历,教学不脱离临床。

2、从临床医生中选拔中医教师。打破学历学位限制,以临床能力为标准,从临床医生中挑选优秀人才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中来。设立兼职临床指导老师制度,聘任一批临床医生,让他们承担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或来高校开设讲座或选修课。

3、开展经方师资培训。要组织国家层面的经方师资研修班,为各高校培养经方教学人才。

有关经方人才培养的其他环节,诸如教材编写、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科建设、科研等,将专题讨论。

 

问:此疫之后,国家和社会将更加重视中医药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作用。经方是中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得您在10年前发表了《我的经方梦》,您觉得这十来年,经方医学的发展有哪些好的势头?您对经方的未来还有哪些憧憬?

答:这个梦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国际经方学院在南京首先成立了,而且在美国、加拿大、瑞士都有了分院。经方已经深入基层,许多经方的爱好者将经方的文化植入家庭。二十年前,很多人不知经方为何物,但这几年,连老百姓也知道找医生开经方了。这次疫情之下,经方的魅力显现,这是令人欣喜的。可以相信,疫情过后,经方推广将迎来春天。经方的春天景色宜人,让我最赏心悦目是如下的场景:

桂枝汤、葛根汤、小建中汤、黄芪桂枝五物汤等常用经方的各种新剂型出现在各大药房。制剂非常精美,细小的颗粒可以冲服,便于携带,便于保存,上面有非常明确的应用说明书,或者扫码由药师提供咨询。

一种犹如当今奶茶品牌喜茶HEYTEA那样的经方JFTEA,在各地风靡。这种遍布社区的养生小店整洁干净,可以根据个人体质及不适症状,调配可口的经方汤液,喝完神清气爽,最受年轻人的追捧。

家庭经方的APP犹如当今的下厨房”“小红书,是许多年轻妈妈喜欢的保健平台。孩子咳嗽发热,老人便秘头晕,丈夫失眠腹泻,自己的月经不调,都可以从那里找到合适的安全有效的家庭处方,而且会教你如何熬制姜枣汤,如何炖一锅喷香的当归生姜羊肉汤……

基于大数据的经方应用平台“电子经方师”,是每个社区医生、家庭医生以及专科医生必备的诊疗工具,病人就诊前已经电子医生的初步诊断,医生的任务是选择最佳的经方方案,并进行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

当然,这又是一个梦,未来的经方的梦。

未来的经方,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普通百姓日常养生保健的手段。未来的经方,充满了人间烟火味,已经完全融入现代人的生活。